从全球范围看，生命科学行业尤其是制药企业正在积极拥抱数字转型，转型发生在多个方向，包括AI+药物发现、数字药物、临床实验数字化、临床数据挖掘、电子健康记录、真实世界研究、药物安全、市场数据洞察等。在每一个领域，都能找到相应的案例。

     药店软件发现是当下最为火爆的概念之一。

      人工智能对药企的吸引力在于，能够大幅缩短药物发现的时间、提升药物发现的效率，TechEmergence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，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将新药研发的成功率从12％提高到14％，可以为生物制药行业节省数十亿美元。

      利用已有的学术、药物发现数据来“训练”计算机，让它能够从人类已知的药物发现模式中获得灵感，找到那些被人类忽视或者没有注意到的靶点、化合物和反应路径，另外一个应用方向是药物结构的设计。

      当然，更为重要的是，业界希望人工智能可以在药物发现的全流程发挥作用，包括靶点发现与验证、先导化合物优化、候选药物开发、临床研究等，这些能力也在逐步培养中。

      临床实验数据采集和管理电子化是另外一块重要的需求，传统的模式是，数据在药企、CRO机构、医院之间来回传输，很难对数据进行统一的管理。而应用电子数据采集系统（EDC）之后，能够实时地对多阶段的数据进行把控。

      而电子健康记录、大数据工具则为企业掌握更丰富的市场数据提供了支撑，企业可以从结构化数据集中找到价值点，为药物开发、患者招募、市场策略提供更有力的支持。

      在药物开发和临床试验之后，药物上市了，接下来的学术传播和患者教育方面，也受到了数字化浪潮的影响。比如企业要向医生传递学术信息，过去是通过会议、拜访等方式实现，而医生工具/医生社区的出现让企业找到了学术传播的更好路径，线上的数字营销应运而生。

      而从患者服务的角度看，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改变，更多的是通过线上媒介获得信息，对诊疗和用药的自我参与也越来越强，所以企业可以通过数字化工具来进行医学教育、患者服务等，构建新型市场关系。

国内企业或在数字转型中更积极

      受政策、市场、企业自身意愿等影响，国内医药行业也在经历数字化转型。政策方面，近年国内医药政策变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，且贯穿医疗、医药、医保等各个方面，是系统性、综合性的影响。

      过去，我国是一个仿制药大国，创新能力非常弱，近年政策鼓励仿制药发展，并出台了相关的配套政策，加上海外人才归国，技术引进等，国内创新药异常繁荣。而随着创新药繁荣，带动了临床试验的需求，对AI+药物发现、临床信息化等“生产力工具”的需求也在加强。

      另外，药品流通整顿、两票制、金税改革等措施，对行业内原有的营销优先的商业模式提出了挑战，企业需要有分量的产品产能在市场立足，促使企业在研发、临床上投入，同样带动信息化工具的需求。

      在政策、市场的变化之下，一些企业开始主动思变，探索管理转型和技术转型，而这两个方向的转型，都需要数字化工具来提供支撑。

      而对中国企业而言，数字转型可能提供一个全新的机会。这里涉及到国内外创新的不同，国外更多是技术创新，国内则更多是模式创新，在医药数字转型过程中也一样，国外的企业可能更加更聚焦于某个细分领域，而国内企业则强调系统的解决方案。

      当然，这与技术背景、核心企业需求不无关系。海外企业的技术长时间处于领先位置，技术分工比较明晰，新技术往往是对原有技术的迭代和更新。而国内对AI、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是一个全新的环境，更够系统接收、全盘消化。

      所以我们会看到国外的技术创新公司大多数是深耕于一点，大企业和它的合作也仅限于某一业务领域；而国内的企业往往会提供成套的解决方案，技术的延展性比较高。

      综合来看，数字化转型浪潮同样在国内制药行业发生，由于技术背景、产业背景的不同，我们在发展和利用新技术时会更加积极，这将给数字转型提供更多想象空间。将来或许会有一批创新企业走在数字转型前列。